（文：黔西南州民族文化中心张锦华）

“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汉广大”单元第六展厅第四部分展览介绍主要内容为铜质摇钱树、装饰器、货币、工具和家具。

一、摇钱树

摇钱树有4件，全部出土于交乐汉墓，其中M6出土的1件最具代表性，为国家一级文物。该摇钱树以陶羊为底座，主干中空呈圆柱形，饰钱纹，每两枚钱纹中间向外伸出树枝，共5层，枝叶上饰人物纹、凤鸟纹、钱纹等。

摇钱树是东汉至三国晚期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随葬器物。据说汉代人认为，把铜钱挂在树上，只要摇动，就会财源滚滚，同时还祈盼它不断“开花结果”，表达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求。而道家则认为摇钱树上面装饰汉代盛行的西王母、神兽、灵芝，以及表现吉兆和辟邪等题材的饰物，是人间通往天堂的树，缩短了人间与天上的距离。所以，摇钱树独特的垂直构图方式，形象地表现了古人飞升天国观念，追求不死和来世幸福。

“摇钱树”一词，最早见于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三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文中的“别人家的女儿便是摇钱树……”。但它并非意指实物的摇钱树，真正明确指出摇钱树形象者，见于清富察敦崇著的《燕京岁时记》：“岁暮取松柏大者，插入瓶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称为‘摇钱树’”，但该文说摇钱树上还缀有元宝、石榴花，并非东汉出土的摇钱树上之缀饰，因此仍不足将文献与实物直接划上等号。作为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名词，“摇钱树”是考古学家冯汉骥于1940年代对彭山汉代崖墓出土的一种随葬器物，进行研究后提出来的词汇，此说一直延续至今。

二、装饰器

装饰器有两件，均出土于交乐M6，一为负罐铜鸟，一为器座。

（一）负罐铜鸟

负罐铜鸟鸟身短硕，腹圆，中空，双足直立，短尾头圆，喙长而直，衔有一鱼。鸟背负一罐，已残，用“T形”铜钉固定。此类器物在我国西南地区较为常见，目前考古出土、馆藏中见到的近60件，贵州有两件。

就出土墓葬而言，鸟负罐形象主要发现在规格相对较高的墓葬中，以多室为主，规模较大，很多在7米以上，一些还保存着高大的封土。虽然绝大部分被盗，但仍出土丰富的器物。

关于鸟负罐器物的用途，马晓亮将铜质的鸟负罐称之为“翠鸟铜饰”，认为鸟背上的罐称之“甖”，谐音“赢”，系有余、盈利之意，是一种吉祥装饰，在墓葬中祈求祖先的福佑。李加锋认为铜鸟为“鹤”，背上为“魂瓶”，与“灵魂升天”思想有关。姜生在《汉墓的神药与尸解成仙信仰》中亦涉及四川的“鸟负罐”形象，他认为鸟系朱雀或凤鸟，背负装神药的丹瓶，是“生物行精”之表现，与道教的尸解成仙信仰有关。姜世碧认为鸟为“鱼凫”形象，是战国时期巴民族的遗物，乃巴人图腾象征。

较新的研究来自四川大学的索德浩，他通过对西南地区出土鸟负罐器物的系统梳理，认为西南地区的鸟负罐最早出现于东汉早期的成都地区，原为摇钱树枝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约东汉中期从钱树体系中独立出来，约至东汉晚期，又衍生出陶质鸟负罐，晋以后消亡。其在墓葬中的位置较为固定，一般出于死者附近，其位置又可细分两类：一类附属于钱树；一类作为独立的器物和杯、案、盘等一套祭奠器相组合，反映“鬼犹求食”思想。从其出土位置和器物组合，再结合文献和图像分析，索德浩认为鸟负罐属于西王母神话体系的组成部分，表现了向西王母祈求不死之药，然后由神鸟运输至墓葬之中，供墓主服食升仙之意。鸟负罐形象均出土于汉系墓葬中，普遍表现出一定的经济实力，表明服食升仙信仰流行于西南地区汉人社会的中上阶层。

（二）熊纹足器座

另一件器座座身呈圆形，边沿为二层台式，下承3足，熊身屈膝作蹲坐状，浑身布满须毛，形态憨态可掬，趣味十足。

汉人有崇熊文化，除铜器外，各式各样熊形足的形象还出现在玉器、陶器、石器等上面。如河南三门峡出土的绿釉陶囷，底为三熊形足；呼和浩特城麻沟汉墓出土有三熊形足泥质灰陶奁；西安北郊百花村汉代石椁墓出土有熊形足陶鼎；敦煌南湖林场一汉代墓葬出土有三熊形足石砚。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石中，还有大量与熊相关的形象，大都出现在门扉或门柱上。有“蒙熊皮”勇士斗牛拒龙阉割图，有熊斗二兕图，也有刻画为自然、野生状态的熊等等。

崇熊之风在文献中也有所体现，而且早在汉之前就有。《山海经·中次九经》有云：“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而冬启夏闭，乃必有兵。“《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使四鸟，豹虎熊罴。“

郭沫若认为：“黄帝为有熊氏，黄帝族的图腾就是熊。“《周礼·夏官·方相氏》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因此，汉人认为熊可以辟邪，而且寓意吉祥，有崇熊之风也就不奇怪了。

三、货币

第六展厅展出的东汉五铢钱共3件（套），交乐M16出土的为单枚，M11、M18出土的为缗串五铢钱，即用丝线或麻绳将单枚铜钱串起来。钱文风格接近，“五”字两横较长，交股两笔圆润，“铢”字的金字头作锐角三角形，“朱”字上部圆折或方折。

五铢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铜制通货。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面文“五铢”二字的钱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重如其文，被称为五铢钱。

四、工具

工具有两件，一为出土于交乐M6的铜臼，一为万屯M8出土的环耳铜量。

（一）铜臼

铜臼为敛口，反沿圆唇，鼓腹，假圈足，平底，内底为凹底，腹中部饰凸弦纹3道、对称实耳一对。应为捣药用具。

（二）铜量

环耳铜量为圆形，平底。一侧铸有环耳做柄，环耳使用辫索纹加固于器身。上腹部用10余道凹弦纹装饰，下腹部用3道凸弦纹装饰。与其形制、纹饰、尺寸极其相似的铜量交乐M6也出土有1件。通过实测，两器容量约为2000余毫升。按照汉代标准量器考证，汉代一升约合今天200毫升，铜量的容量即为十升。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当时的粮食换算主要是合、升、斗、斛，采用十进制，即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也就是一石。因此，这种铜量器也经常被称为铜斗。据学者研究，湖北荆州唐家山曾出土过1件铜量器，器型与交乐出土的几乎完全一样，容量稍大，器内底部铸有铭文“和平二年堂狼造”。根据形制，以及黔西南州曾经发现有“朱提堂狼器”，推断万屯M8、交乐M6出土的铜量可能也是朱提堂狼出品。

五、家具

家具有两件（套），为交乐M6出土的铜案及案足。铜案呈长方形，四边有凸棱边框，下接4足，其中3足残，1足佚，饰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