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汉广大”单元第六展厅展出文物82件（套），其中77件（套）年代属东汉时期，另有交乐M6出土的秦半两钱1件，M14出土的王莽新朝的新莽货泉、无纹合面钱两件，镇宁良田顶坛村坝包组田脚脚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陈琮言事”封泥以及罗平钟山征集的魏晋时期的马纹肖形石印两件。

展出的东汉文物中铁器有两件，均为兵器，分别是交乐M13出土的环首铁刀和M15出土的长柄铁剑，后者为国家三级文物。

其余75件东汉文物均为铜器，根据功能差异，有容器、俑、车马器、私印、照明用具、照容用具、摇钱树、装饰器、货币、家具、工具等。

表1  第六展厅东汉时期各类铜质文物数量表

    因第六展厅展出的文物数量较多，历史价值较高，笔者分为四个部分对该展厅的东汉铜器进行了详细介绍，包含相关文物的定名、用途及意识形态内涵等。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该展厅的铜容器部分，共33件，有炊煮器、饮食器、盛储器三类。

一、炊煮器

炊煮器共12件，交乐M6出土的越式盘口鼎、桂林平乐征集的越式方形附耳盖鼎是比较常见的炊煮器。较为特殊的是兴仁马家屯出土的罐形铜鍑，敛口，口壁立环耳，平底无足。这种罐形铜鍑，较为少见，据郭物研究，该器形最早来源于匈奴和鲜卑。早期的罐形铜鍑为方耳，耳根有阶梯形装饰，后逐渐发展为直立环耳，时代从东汉晚期到魏晋南北朝都有。历年来，贵州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铜釜，铜鍑数量很少。学者认为，贵州出土的几件铜鍑，仅保留北方铜鍑对称环耳这一稳定特征，形制类似西南铜釜，两者也容易混淆。“铜釜”用于熬煮食物，是典型的炊具。早期“铜鍑”则是盛装食物，为餐具。贵州出土的铜鍑，可能介于二者之间，即可熬煮，也可盛装。

交乐夫妻合葬墓M6、M7出土的龙首直柄铜釜和龙首曲柄铜釜，均为釜形，深腹、敞口、束颈、鼓腹、圜底，腹饰两道凸弦纹，肩部一侧饰一环状耳，另一侧饰龙首长柄。前者龙首低矮，柄呈弧形，后者龙首高昂，柄弯曲近“S”形。另外，赫章可乐汉墓还出土了一件直柄环耳铜釜，器身与交乐所出相似，但柄部为内空直柄，断面呈方形，有单环耳，无龙首。

关于这种带柄铜釜的用途，1976年，广西贵港罗泊湾M1出土一件“方銎柄”铜釜，形制类似于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直柄环耳铜釜，器底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学者根据同墓共出的“从器志”（遣策木牍）上此器的命名——“温瞀”（“温”即“温酒”，“瞀”即“鍪”，“鍪”是“釜”的一种变体，颜师古注《说文》曰：“鍪者，小釜”），判断此器用途为温酒。至于第六展厅展出的贵州地区3件与其形制相似的带柄铜釜，应该也是温酒器。

第六展厅还展出了3件交乐五里岗汉墓和合浦风门岭汉墓出土的铜鐎壶，其命名也有讲究。据黔西南州博物馆馆长龙虎研究，清代端方编撰的《陶斋吉金录》，录有一件汉成帝时期的“鐎斗”，上有铭文：“建始二年六月十四日，中尚方造铜鐎斗，重三斤九两，容一斗”。北宋《重修宣和博古图》中，也记载有一件汉代的“熊足鐎斗”，其器盖上也自铭“鐎”。这两件自铭“鐎”的器物，最大的共同点，是器身上都有三足，有柄。清人姚鼐有诗描述其形，云：“古鐎如釜柄而足，今之至者形乃同”。《中国金石学概论》也有解释，曰：“鐎斗，温器也。三足有柄，所以煮物”。博物馆展出的铜鐎壶，其形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中记载的“熊足鐎斗”类似，唯独缺流。即在“鐎斗”的基础上，通过上下榫卯套合的方式，增铸了上半部。其整个上部形状与汉代束颈的铜壶非常相似，同样有器盖，故命名为鐎壶，用途为温煮。

易与鐎斗混淆的还有两件器物，出土于交乐M7和M14，名“刁斗”。侈口、折沿、鼓腹、平底无足，分别接斜直长柄和龙首长柄，前者铸有铭文“富贵宜昌侯”，后者为国家三级文物。自南北朝以来，古诗词中“刁斗”一词大量出现，如“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鼓鼙朝作气，刁斗夜偏鸣”，根据内容判断，刁斗可能是一种与古代军旅有关、能发声报响的器物。南朝史学家裴骃《史记集解》释：“以铜作鐎器，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名曰刀斗”。如果据此解释，“刁斗”与“鐎斗”似为一物，即铜制军锅，白天用其做饭，夜里敲它巡更。但仔细推敲，假如用于军旅煮饭，“鐎斗”容量明显太小；如若说敲击此物，用来半夜发声预警，尽管理论上可行，但又有三足牵绊。关于刁斗究竟为何物，唐代司马贞给出了不同解释，其在《史记索隐》中写道：“形如鋗，以铜作之，无缘，受一斗，故云刁斗”。这里的“鋗”，类似无足平底的锅。结合交乐M7、M14出土器物分析，其体型较大，更适合炊煮，底部无三足，比“鐎斗”更适合敲击，是故博物馆将这两件器物定名为“刁斗”，其与“鐎斗”应该不是同一类器物，用途可能也是温煮。

交乐五里岗汉墓还出土了1件三足带柄铜釜，三足釜，名“锜”，其柄部中空，这件铜锜应该也是温酒器。

二、饮食器

饮食器共12件，有羽觞、铜钵、铜勺几类。

羽觞共8件，全部出土于交乐汉墓，呈椭圆形，两侧有半月形耳，又称耳杯。“羽觞”之名，最早见于楚辞《招魂》：“瑶浆密酌，实羽觞些。”汉晋的辞赋中常见羽觞之称，如《汉书·外戚列传》中“酌羽觞兮消忧”之句，即指将酒倒入羽觞之中，饮酒可以解忧消愁。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漆书“君幸酒”和“君幸食”等字样，故可肯定耳杯为古代盛酒、羹或其它食物的器具。

铜钵有3件，交乐M6、M7夫妻异穴合葬墓各出1件，敞口、折沿、曲腹、平底，有假圈足，饰凸弦纹，M6出土的铜钵底部还有3个支钉，内底正中饰1枚五铢钱纹，为国家三级文物。另外1件铜钵征集自万屯，形制与前者同，腹部饰铺首。

曲柄铜勺出土于交乐M6，勺身呈半球形，敞口、尖唇、圜底较厚，长把分为两部分，近勺体一端断面为梯形，远端断面为圆形，两段间呈钝角，并铸有一山形格。

    三、盛储器

盛储器共9件，交乐M6、万屯M8出土的提梁壶是较为典型的盛酒器，前者为长束颈、鼓腹，后者颈部较短、球腹，两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较为特殊的1件是交乐M6出土的铜酒鏂，直口、深腹，下部弧形平收，平底，喇叭形圈足，外壁上部饰凹凸弦纹，中部饰对称铺首衔环。原发掘报告中将其定名为“簋”，但就其形制来看，似乎与铜簋有一定区别，一是口径略大，二是腹部下弧非鼓腹，三是腹饰铺首环耳无长珥下垂。

1963年，在长沙芙蓉汤家岭，发掘出一座汉代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主人叫张端君，是当时一位地位颇高的贵族或官员。其随葬器物大部分是生活实用具，在一些铜器上，还标记有墓主人身份的铭文，其中一件铭文为“张端君酒鏂一”。此器为敝口圆唇，口沿外侧刻一周棱线，腹部下弧，饰一圈凸弦纹，圈足，腹部两侧装饰铺首衔环耳。这件酒鏂器型、风格与交乐M6所出“铜簋”极为相似，据此判断，交乐出土的“铜簋”其实应该是“铜鏂”，用途为盛酒。

第六展厅还展出了两件百色那坡征集的提篮形铜盅和提壶，属越南东山文化类型，也是盛酒器。

其他类型的盛储器还有铜豆4件，应该用于盛放食物。其中，交乐M6所出带有铜盖，万屯M8所出为镂空铜豆，两件均为国家三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