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黔西南州民族文化中心张锦华）

西汉武帝时期，汉中央王朝对夜郎等“西南夷”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先是派唐蒙出使夜郎会见夜郎王多同，“约为置吏，以其子为令”，西汉中央政府采取“分巴割蜀”方略设置了犍为郡。接着唐蒙征发巴、蜀、广汉和犍为四郡“吏卒数万”，以秦时略通的“五尺道”为基础，修通从僰道（今四川宜宾）直抵夜郎（今黔西南）的“南夷道”。夜郎内附后，以其地置牂牁郡，并入汉帝国，成为夜郎的最终归属。

从设置犍为郡起，汉王朝就开始向夜郎地区移民。郡国并存时期，在“募豪民田南夷”政策的推动下，移民从未间断。这些外来移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汉帝国权力持续稳定的推行，更由于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引发了原土著族群的华夏化，民族融合大潮席卷夜郎大地。

“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汉广大”单元（第四、五、六展厅）即以夜郎归汉后为背景，展出文物共201件（套），年代大致在东汉时期，以各式各样的随葬品最具特色。其中，第四展厅展出文物68件（套），50件（套）为陶质，其余18件为玉石质、木质、银质。

展出的陶质文物根据器物功能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陶工具

第一类为工具，以普安铜鼓山遗址、雨樟交乐汉墓M15出土的5件纺轮为代表，其形制统一，均为中央穿孔、略有厚度的陶片。早在新石器时代，充满智慧的先民就已经使用纺轮纺线，目前考古出土最早的纺轮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关于纺轮的使用方法，其中央圆孔是插转杆用的，当人手用力转动纺杆时，绑在纺杆上的乱麻似的纤维被牵伸拉细捻成麻花状缠绕在纺杆上，即可完成“纺纱”过程。

二、陶质建筑材料

第二类为墓葬建筑材料，展出的3件均为雨樟交乐汉墓出土的汉砖，其中，M14出土的2件均饰几何纹，1件还有榫卯结构，另有1件出土墓葬不明的刻有“子男造”三字。榫卯结构的汉砖猜测用于墓葬拱券位置。刻有“子男造”的一件，自春秋时期即有在器物上刻上器物制造者名字的作法，即“物勒工名”，当时一般都刻在重器上，如兵器、量器等，并不随意勒刻。秦汉时期的城墙、宫殿、官仓等用砖，亦刻有制砖官署及工匠名。等到汉晋时期，随着砖室墓普及，在墓碑与墓砖上是极少有物勒工名的。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注录的汉魏六朝石工仅二十余人，且都是在注明墓主姓氏后，才在砖文后尾刻上工匠的名字，且在名字前刻有“工”字，表明自己的身份，如“太康八年八月乙亥朔工张士所作”。考虑到此时墓砖的铭文是为了记录年份，记录墓主信息，这种刻有“某某作”“某某造作”“某某建”“某氏作”的墓砖很可能是自作或由去世者亲人作，在同一个墓中同出的“太兴三年求氏作”“太兴三年求氏造”“太兴三年求氏墓”三砖，即可证明墓主自作寿坟的观点。而第四展厅展出的“子男造”汉砖，“子男”在古文中有“儿子”之义，我们大胆推测，此砖或许是在记录儿子为去世的父亲建墓这一信息。

三、陶质庄园田园模型

第三类为庄园田园模型，典型的有5件，除1件陶仓征集自兴仁城南杨泗屯外，其余均出土于雨樟交乐汉墓。M6出土的陶屋为长方形，正门墙上半启一门，房外围长方形矮墙。陶灶为长方形，双眼，半圆烟道。田园模型为方形，浅盘，用堤坝分隔成两部分，池塘面积略大，养有鱼三尾，堤坝上似有闸门控制水位，闸外有一条水渠，渠中有青蛙、田螺等，两侧为两丘规整的长方形水田。M7出土的田园模型为圆形，正中有堤坝，一边为池塘，养殖有草鱼、鲤鱼、田螺及莲蓬、荷叶、菱角；另一边为水田，刻划有田苗，内有田埂将整块稻田分隔成形状各异、面积大小不等的六小块，田埂上均开有缺口，以利田水互相贯通。这种水田模型在广东、四川、陕西等地亦有大量发现，属典型的汉式器物。

四、陶俑

第四类为陶俑，共9件，动物俑4件，人物俑5件，均出土于交乐汉墓。动物俑陶子母鸡、陶公鸡、陶狗出土于M6，陶牛出土于M19。陶公鸡为立姿，昂首翘尾，两腿分立；子母鸡为卧姿，昂首翘尾，两翼各拥雏鸡一只，背上另负一只；陶狗为立姿，头颈前伸，张嘴作吠状，颈部有系带，系家狗；陶牛身体圆滚壮硕，四肢粗短，大耳短角长尾。人物俑除抚琴俑出土于M6以外，庖厨俑、俳优俑、抚耳歌唱俑、吹箫胡人俑均出土于M19。抚琴俑头戴平巾帻，身着右祍宽袖服，内着圆领衫，蚕眉杏眼，高鼻大嘴，面带笑容，身前置一古琴，作拨弦弄琴状。庖厨俑戴平巾帻，内着圆领衫，外穿喇叭形半袖长袍，跽坐，身前案板上有鱼，执刀作庖宰状。俳优俑戴瓜形圆帽，脸微上仰，张口吐舌，笑容可掬，左腿半弓于前，右腿斜撇向后，上身袒露，大腹便便，裤略下坠，作说唱状。抚耳歌唱俑与抚琴俑所着服饰相同，跽坐，左手抚腿，右手捂耳，面带微笑，张口作歌唱状。吹箫俑着圆锥形尖顶高冠，隆鼻大眼，戴环形耳饰，为胡人形象，跽坐，双手执箫作吹奏状。

交乐汉墓M19是贵州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砖室墓之一，其与M6、M7、M8处于同一个封土堆内，形成一坟四墓格局，这种埋葬形式在云南昭通、呈贡等地也有发现，相关报告认为属于家族合葬性质，交乐汉墓这四座墓葬或许与其性质相同，即第四展厅展出陶俑很可能是出自同一家族。至于俑的形态，各类动物俑和人物俑在四川地区或者关中地区均可发现相似者。

汉朝初年间，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推崇黄老之学，鬼神思想在西汉社会极为浓厚。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鬼神思想与儒家的“孝悌”思想一起使得汉代厚葬成风，有“或至刻金缕玉匣，檽梓鞭楠，良田坟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之风。尤其到东汉时期，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迅速发展，官贾豪强对财富的占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也体现在墓室环境之中。东汉墓葬大量出土的庄园田园模型、俑类造型即体现了这一点。

至于交乐，汉时属牂牁郡所领之地。自从汉武帝降服夜郎,开西南夷，建郡置吏，便开始纳入汉的管辖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配合郡县制的设置，适应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汉王朝在这些地区实行移民屯田政策，“募豪民田南夷”，大量的汉族官吏、豪民、商贾、士兵、农户等纷纷进入这一地区，形成“夷汉并存”的局面，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隋书·梁睿传》称“汉代牂牁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多名马。”可见汉文化值此时此地已影响日深。交乐墓葬中出土的多类器物，与中原地区所出无异，正是两地文化融合，汉文化植入当地的一个例证。

五、陶容器

第五类为陶容器，共26件，以各式陶罐、陶钵、陶壶为代表。除1件采集自兴仁屯脚外，其他均出土于交乐汉墓。3件陶钵出土于M6，造型为敛口，方唇，曲腹，假圈足。5件陶壶造型基本相同，长颈，直口，方唇，圆鼓腹，平底下接圈足，肩饰对称双系，上、中、下各饰一组凹弦纹，其中两件腹部有铺手衔环装饰。18件陶罐造型略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口沿（盘状小口、喇叭口）、腹部（鼓腹、折腹），多施酱釉。

六、其他类

除上述陶器外，第四展厅还展出了滑石猪、黛板、玛瑙珠、绿松石珠、琉璃耳挡、串饰、手镯、指环等器物，除两件串饰出土于万屯老坟山M33外，其余均出土于交乐地区。较有特色的是1件琥珀司南佩，这是迄今为止贵州省乃至西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一件汉代琥珀司南佩，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汉代文献中，琥珀被认为是能够趋吉避凶、镇宅安神之物，同时，汉代盛行占卜，司南逐渐演变成为测算凶吉的工具，据《汉书·王莽》记载：“赴任之官挟栻（占卜器具，状如罗盘，后称星盘）以治，身后以栻择茔，以司南定乾坤。”人们遂仿司南之形，将实用器转变为佩饰，随身佩戴，用于辟邪厌胜。因此，交乐汉墓所出的琥珀司南佩，应是辟邪之物，且从使用者身份来看，琥珀多为皇室和贵族所用，以此也可显示出交乐汉墓群葬有身份显著者。另外，交乐的这件琥珀司南佩，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东汉二号墓出土的琥珀司南佩（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大小、器形、色泽、做工等均较为接近，均是天然血珀中的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