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黔西南州民族文化中心张锦华）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建元六年，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至城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征诣京师。”

（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夜郎侯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相传很久以前，在一条叫遯水的河边，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正在浣洗，突然从上游漂来三节大竹漂到她的双脚边，里面还隐约传出婴儿的哭声。她将大竹剖开，里面竟是一个男孩，女子将其抚养。男孩长大以后，兼具文才武略，不断将周边各部落征服，大家拥立他做了夜郎侯。因为当初女子将剖开的竹节丢弃在野外，那里便长出茂密的竹林，因而便以竹为姓，供祠竹王。这便是文献记载中关于夜郎族源的神话传说，与《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记载中商人祖先殷契是其母亲简狄吞鸟蛋、周人祖先后稷是其母姜原踩巨人脚印而生的族源传说有相似之处。

夜郎国出现的最早年代，大约是在战国晚期，楚庄王派将军庄蹻征服夜郎、靡莫，最后在滇池“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朝时，常頞曾大略地开辟五尺道，并在西南夷这些国家设置了一些官吏，等到秦朝灭亡汉朝建立，又把这些国家丢弃了。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任命唐蒙为郎中将，率领大军从巴符关进⼊夜郎，会见夜郎侯。唐蒙给了他很多赏赐，又用汉王朝的武威和恩德开导他，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当相当于县令的官长，武帝在此设置犍为郡，此时夜郎开始进入汉帝国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国被灭，本来依附南越的夜郎侯归顺汉朝，武帝封他为夜郎王并授王印，平定南夷为牂牁郡，此时进入“郡国并存”时期。等到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互相攻伐，陈立任牂牁郡太守，杀夜郎王，降夜郎部众，夜郎国自此终结。

从考古遗存探寻夜郎古国留下的物质文明一直是贵州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目标和责任。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发现并发掘了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三处重要的夜郎时期文化遗存，夜郎考古取得重要成果。

199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指导并开展夜郎考古调查工作。自1997年至2002年，省考古所多次组队对黔西南州各县市进行了夜郎考古专题调查。通过不断努力，已在贞丰、安龙、兴义和望谟等南北盘江流域区发现一批重要的夜郎时期文化遗存，并零星征集到各类青铜器上百件。目前考古发现，虽然尚不能确定夜郎国的中心区位，但一个有别于巴蜀、滇、百越和楚等周边古国的夜郎文明是真实存在的。

“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一州主”单元（第二、三展厅）即以夜郎时期为背景，展出文物共152件（套），年代大致在西汉时期，类别以铜器为主，另有部分铁器、玉器、石器、陶器。其中，第二展厅展出文物97件（套），88件（套）为铜器，兵器、车马装饰器、乐器、农具、渔猎工具、炊煮器分别有33、32、11、7、4、1件（套）；陶器5件，均与青铜冶炼相关；铁器4件，3件为农具，1件为兵器。

一、铜器

（一）兵器

在第二展厅展出的文物中，铜器比例高达90%，它们不仅是夜郎文化青铜文明的体现，也是颇具地方特色的夜郎文化的象征。铜器中兵器比例近40%，有青铜剑、钺、矛、斧。

从兴义、安龙、贞丰、乐业出土、征集的西汉铜剑，多为一字格青铜剑，其器物风格与汉墓中常见的汉文化器物迥异，博物馆共展出11件。出土于兴义顶效大寨、鲁屯柘围村、郑屯枇芭湾、征集于安龙新安的一字格曲刃青铜剑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安龙龙广板拉村的被评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形制特征方面，剑茎基本为空心圆柱，两端粗中间细，呈喇叭状，前后端正中各有一圆孔，剑格呈一字型，剑身基部甚宽，斜收于中部又向外张，再回收成锋，形成曲刃，茎上或饰涡纹，三角纹，或饰涡纹、平行斜线纹，身有涡纹、平行斜线纹组成的几何图案。相比于兴义、安龙、贞丰出土、征集的一字格剑，广西百色征集到的剑身基部更宽，自剑身到剑锋的收缩更小，多为命名为“一字格宽刃青铜剑”。

另外，博物馆还展出了2件采集于安龙栖凤四头坡采集的螺旋纹柄三叉格青铜剑，1件采集于兴义威舍的直刃三叉格青铜剑，均为实心扁圆茎，茎首呈喇叭状，剑格较短，格下端分成三叉形，前者剑茎上有突起的缠绕状螺旋纹，剑身窄长，后者剑茎无装饰，剑身略宽短。从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云南楚雄等地也有这种三叉格青铜剑出土，而在我国东北辽宁、北方长城地带、西北甘肃宁夏以及西南地区还发现有一种与其形制相似的三叉格铜柄铁剑。经研究，宋治民、林沄、李伯谦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铜柄铁剑可能是受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南下的影响，这似乎也反映出童恩正先生所提的北方—西部—西南这一边地半月形地带在文化传播中的联系。至于西南地区三叉格铜柄铁剑和三叉格青铜剑的关系，宋治民先生指出两者年代上限应该相近，从制作方法来看，铜柄铁剑的剑柄和剑身应是分别制成后接合在一起，其剑格呈三叉形是为了使剑身和剑茎接合得更加牢固，从剑格伸向剑身两侧和两面的中脊部分将剑身钳住。而三叉格青铜剑的剑茎和剑身系一次铸成，它的剑格呈三叉形，但已失去实际功用仅带装饰性作用。因此宋先生认为，青铜剑的三叉格应是有实际功用的三叉格的孑遗，西南地区的三叉格青铜剑受到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影响。

博物馆共展出兴义、普安、册亨、望谟、德保、那坡、富源出土、征集的青铜钺15件，造型多样，除常见的斧形铜钺外，还有4件V形銎青铜钺，或饰双弦箭头纹，或饰双弦羊角纹，2件鱼头形青铜钺，以及靴形钺、帆形钺、歧形钺、蕈状钺、新月形钺、荷包形钺。其中，百色德保征集的骆越羽人竞渡靴形青铜钺饰有四个头戴羽冠的人，似在竞渡，这种纹饰，在广西、云南甚至越南，均有出现。

博物馆展出的铜质兵器还有曲刃铜矛3件，兴义马岭龙井村和安龙龙广板拉村出土的分别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二级文物。形制特征方面，铜矛骹部扁圆，斜肩向外突出，肩以下大弧内收至近矛身中部外扩至翼部又内收至矛前端形成细尖锋，矛身起脊贯通中部。

这些独具特色的青铜兵器，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族群矛盾和部族斗争的尖锐化和复杂化。

（二）车马装饰器

第二展厅展出的铜质车马装饰器共32件，均为铜铃。望谟石屯征集的2件呈扁筒形，上饰兽面纹。册亨岩架出土的12件，2件呈扁筒形，顶部两侧有管耳，其中1件还饰有对称的鱼蛙纹；其余10件为顶部为单环耳，器身有圆穿、三角穿、十字穿。赫章可乐遗址出土的6件，均为桥钮弧形凹口扁铜铃。贞丰百层采集的10件，均为环钮双瓣铜铃。兴仁田湾征集的1件扁筒形铜铃，顶部既有双管耳，又有桥形钮。安龙新安征集的1件，则饰有羊角钮。

（三）乐器

展出的铜质乐器共11件，除1件铜鼓外，均为钮钟。铜鼓自百色那坡征集，形制正圆，面平，束腰呈筒形，有铜环耳，鼓腔中空无底，铜鼓作为礼器，在所属部族的文化中有着神圣的地位。10件钮钟中有5件为羊角钮，在广西崇左花山岩画中，有两件造型奇特的乐器，悬挂于一个“士”字形木架的下栏，左右各一个。其形状上小下大，似半截橄榄形，顶端有一对倒撇的“八”字形羊角状双钮，明显区别于木架上栏的无钮乐器。广西岩画上这种造型奇特的青铜乐器羊角形钮钟，与铜鼓一样，是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既古老又富地方特色的民族乐器和礼器。就目前所知，这种乐器只发现于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和越南北部，广西出土最多，云南排名第二，贵州出土3件，均发现于黔西南州安龙县，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有两大族群系统。西南内陆地区族群称“濮”，沿海地区族群称“越”，即通常说的百濮和百越。根据考古资料，目前已知最早的羊角钮钟，为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一号墓（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出土的一套6件羊角钮编钟。同时，也是迄今出土这类编钟件数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套。因此，命名此类器物的蒋廷瑜先生认为，羊角钮钟起源成形于百濮系统的滇，之后向南、向东不断传播，继而影响同为百濮系统的靡莫、句町、夜郎和百越系统的骆越、西瓯等族群。而在安龙境内出土的羊角形钮钟，则可能是受到古代百濮和百越文化交融的影响。此外，博物馆还展出了5件甬柄铜钮钟，义龙新区万屯白桥村出土的2件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类钮钟柄部细长，有长方形穿孔，器身上部有穿孔，周边饰直线纹，中部饰乳钉纹。

（四）农具

铜质农具共7件，普安铜鼓山出土、赫章可乐乡、兴义鲁布革征集的铜锄均为宽叶形，楚雄征集的为扇形。兴义清水河和威舍征集的铜铲分别为V形銎和平口。另有兴义市土产公司收购的青铜犁铧1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五）渔猎工具

铜质渔猎工具共4件，有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青铜刀、三齿青铜鱼叉2件，还有义龙新区老坟山墓地和贞丰天生桥遗址出土的穿孔青铜刀和青铜鱼钩。这些器物的发现，也从侧面说明了当地民众不仅从事水稻种植业，同时还兼营渔猎。

（六）炊煮器

此外，第二展厅还展出了炊煮器铜釜1件。其出土于册亨纳坡村，折沿宽大外翻，沿下有环耳，上饰螺旋绳索纹，直筒腹上下各饰三道弦纹，该铜釜保存完整，尺寸较大，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二、陶器

第二展厅展出陶器5件，全部出土于普安铜鼓山遗址，除1件坩埚外，均为陶范，包括戈范、剑范、铃范。

铜鼓山遗址位于普安县青山镇营盘村铜鼓山，是目前云贵高原发现的一处夜郎时期以青铜冶铸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出土遗物1000余件。其中，青铜冶铸实物较多，包括泥心、陶坩埚、铜渣和大量各种器类的范、模。留存的铜矿渣大小、形状不一，表面有层层绿锈。陶坩埚器壁较厚，呈敞口、直壁、圜底形，器表饰绳纹，器内壁多残留有浇结铜液。范模多已残断，有的还留有浇涛口，能辨明铸造器物种类的有剑茎范、剑茎模、剑身范、钺范、戈内范、戈援范、刀范、凿范、鱼钩范、铜铃范、铜戒指模等。

从上述范、模的种类看，铜鼓山主要铸造武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器之类，这与云贵高原青铜文明以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为主的特征吻合，说明以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族群在青铜文化的发展上，走了一条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独特之路，也说明了当时族群矛盾和部族斗争的尖锐化、复杂化。并且，作为一个专门的冶铸作坊，铜鼓山生产的产品不仅满足于本族群自身需要，还作为流通商品外销他地，以换取其它资源，考古发掘和各地零星出土的青铜遗物即可说明这一点。铜鼓山遗址生产的青铜器除在以铜鼓山为中心的黔西南地区大量使用外，还广泛流通于其它地方，包括贵州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皆发现有可能产自铜鼓山的青铜器。

三、铁器

第二展厅还展出了铁器4件，包括3件农具、1件兵器。农具有自贞丰鲁容采集的铁锸2件，自安顺平坝征集的铁锄1件。兵器为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的铁箭。

以上即是“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一州主”单元第二展厅的展览介绍，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展品，向我们展示出独特的夜郎文化面貌。